在中国跻身国内生产总值世界前列以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倡导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政策直接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论上构造与之相应的宏大理论的积极性明显高涨。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学术热点，就是拒斥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世界”体系，倡导颇具传统特色的“天下”话语。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中，现行的国家/国际体系构成的“世界”体系，成为专属于西方人的话语，中国需要另起炉灶，建构属于自己的世界话语体系。因此，拒斥西方人的“世界”话语，重启中国传统的“天下”话语，便成为携手出场的两种主张。此时，两个问题需要人们回答：现行“世界”话语真是一种仅仅属于西方人创制且为西方人服务的话语体系吗？中国的国家话语一定只能是重启传统的“天下”论说，并由中国推向世界吗？倘若不能对之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那么，是否可以在融入现行“世界”的同时，以“天下”话语为之添加一些活性成分，并因此增加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兼容性、减少对峙性，并促成有利于中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话语空间呢？对此不便骤然给出答案，但努力方向应无大错。

一、经济大国、儒家与“世界”话语

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资源需要上可以说是显著趋紧。因此，中国不能不在全球范围内聚集自己所需要的种种资源。而非洲，自然也就在中国寻求资源合作的范围内。面对中国在非洲的合作尝试，西方一直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国也一直以“合作共赢”加以应对。(1)贺文萍：《中非合作与“新殖民主义”无关》，《人民日报》2016年2月3日。确实，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在早期现代对非洲的掠夺，造成了非洲自然资源的大量流失，极大地阻碍了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在中国跟非洲的合作，可以说是非洲现代史上第二波进入该洲的外国力量。由于中国对自己在非洲的合作所做的自辩比较晚近，因此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一直承受着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的指责。直到最近几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回应才逐渐增多。中非合作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挑战仍将继续。这将有赖于中国的专家学者给予更加有力的回应。而这种合作受到的挑战促使人们需要思考的中国国际/世界话语建构问题，并构成笔者在这里讨论中国国际/世界话语问题的现实契机。这表明，中国的国际/世界话语建构，不是一个由学者在书斋里慢工出细活的理论把玩的问题，而是一个被中国的现实国家处境催逼的紧迫问题。

中国的发展，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话语。对此，国内一些学者对之有敏锐的感知。刚刚跨入21世纪，赵汀阳便开始了自己对中国世界话语探究的历程。后来，他将会议文章编辑整理，出版了《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2)赵汀阳在此书出版后，继续就该主题进行探究，并出版了新的著作，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惠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但比较起来，《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对天下体系的阐述更明快、清晰和系统。因此，笔者围绕该书重述和分析赵汀阳的相关主张。该书从哲学的角度切入，以极具张力的陈述方式，展现中国建构世界话语的进取性：他直言不讳地抨击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一直是在国家利益的引导下行为的，根本没有世界理念；而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中国，在这方面恰恰可以填补空白，提供世界话语。“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在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都只考虑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在管理世界方面从来都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更没有哲学上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推广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给予普遍化，而既然它们无法证明他者是不值得考虑的，它从根本上就失去了合法性。问题不在于西方国家不思考世界，事实上它们总是在思考世界，但是‘思考世界’和‘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3)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中国既然具有优势明显的话语传统，何以不早一些承担自己的世界责任呢？在赵汀阳看来，这与国家实力具有密切关系：只有在中国从物质生产大国迈向知识生产大国的情况下，为世界提供政治哲学支持才会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予论证的强有力主张。(4)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按照赵汀阳的言说，中国的世界话语建构，是在当今世界完全匮缺相关话语论说的情况下，一展中国自古至今就有的理论优势的事项；同时，也是一个揭露西方国家自私自利的国家话语建构，从而彻底超越西方国家以国家看世界的话语策略的契机。